我第一次对生活有了希望，是当我得知世上有激素治疗和手术这些可以挽救自己的手段，那年我17岁。

我第二次对生活有了希望，是当我得知我家里人愿意支持我，甚至打算带我去手术，那年我19岁。

我第三次对生活有了希望，是当我得知我家里人同意我去做手术，那年我21岁。

我第一次对生活感到绝望，是当我发现激素治疗无法挽救已经男性化了的我的身体，那年我19岁。

我第二次对生活感到绝望，是当我发现答应带我去做手术的家长，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的大门，那年我19岁。

我第三次对生活感到绝望，是当我发现本同意我手术的家长，在我本应手术的日子，劝我不要心急，拿时间换空间，那年我22岁。

我只想好好活着。